BOBapp2022—2024年间，很多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如深圳杭州等，都提出从“城市里建公园”走向“公园里建城市”。将城市整体视为生态系统，在存量发展中增加“绿色基建”的理念BOBapp，已深入人心BOBapp。

　　与绿色家底、绿色基建相关的“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公园城市”概念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如何发展演变？当下城市在厚植“绿色家底”中还有哪些不足？

　　我国“森林城市”的概念源头，要追溯到19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城市森林（Urban Forest）”的概念。在1980年代，城市森林包括行道树、公园、街区游园、住宅区的所有树木，被认为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元素；1990年代定义演化为“城市内及人口密集的聚居区域周围所有木本植物及与其相伴的植物，是一系列街区林分的总和。”

　　不同于国际上的“森林城市”概念，中国最早的提法是“园林城市”，更侧重“传统园林”的视角，强调城市景观的塑造，偏向人工审美，以及绿色景观对城市居民陶冶情操的作用。

　　虽然1997年有人从类似现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角度将城市森林定义为“城市地域内以森林绿地为主的各种树木的总和”，但从1992年开始BOBapp，住建部（当时为建设部）主管的“国家园林城市”评比仍侧重城市风貌特色，且范围局限于城市建成区。

　　如果将“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公园城市”的发展时间线并置（见下图），可以明确看到，中国城市“绿色基建”的发展，从城市建成区逐渐扩大到了城乡全域；从“人文情趣”转向重视“生态需求”，且越来越注重公共服务导向。

　　城市绿色空间属于非生产空间。因为由于自身承载人类活动的能力有限，经济“亩产”不足，维护成本高。21世纪初，城市发展导致持有不同目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群体一度纷纷在绿色空间追逐公私利益，例如变成私家花园、高尔夫球会所等私有化场所。

　　甚至在早期的“公园城市”提法中，绿地也被要求承担了“新的增长极”作用（见上表）。但此时的“经济增长”概念，也不再是过去的“GDP导向”了。城市建设和更新的积极性，也开始向协调发展、补充公共服务的方向深化。

　　以口袋公园、24小时开放绿地、市郊“微度假”性质的商业附属绿地（如蟠龙天地）、可供骑行和体育运动的水源保护地林地等为代表的BOBapp，城市内外各种尺度的绿色空间，其对市民的压力疏解、小众活动、强身健体等精神上的疗愈作用也被重视起来。这些不同尺度，承担着不同生态功能的绿地，也找到了与“人城产融合的城市更新体系”结合的点。

　　研究员观察发现BOBapp，“公园城市”提法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从城市中建公园，到公园中建城市”说法，其体现的是城市“绿色基建”的建设从追求绿化效率到尊重地质、水文环境，兼顾市民需求。无论是杭州的“上天入地”、深圳的“野性城市”，还是北京的“20分钟公园城市”、上海奉贤的“公园之城”，都是因地制宜的探索。

　　与将城市建成区外围作为“城市森林”重点建设对象不同，当下城市的绿色基建更集中于城市核心区或新城核心区。

　　过去由于“生态环境”与“人文底蕴”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前者对城市的“绿色基建”建设主要出于生态学角度，关注“廊道”“斑块”的生态承载力，更注重森林规模所带来的动植物保护，例如候鸟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等。

　　城市建成区由于建筑密度过高，往往被视为生态能力缺失。为了“科学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将生境建设集中于城市郊区；或者因为市区绿化指标不够，而在郊区设置大量苗圃作为“绿环”。由于城市建设的扩张，城市绿环与地块开发形成长期“拉锯”，并没有对城市“扩绿”起到更积极、更明显的作用。

　　早年间，北京南部的绿带为了营收和提供对外高端服务而大量建设会所和高尔夫球场；2010年代，成都的环城绿带是市民周末聚餐的好场地，为绿带的利用增加了一些公共性（插入链接）；而随着“城市微度假”“自然疗愈”等认知提升，上海在环城绿带更新中，规划出了18座生态公园，“出门10~15分钟有绿”。绿带与城市建成区、日常生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在市中心，过去看起来“不够科学”（主要指生态承载力不够）的做法，例如上海长宁的“生境花园”建设，但因为与越来越凸显的生态意识培养、休闲游憩等功能结合，切中了日常需求，也成为核心建成区“复绿”的关键抓手。

　　《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城乡生态空间不同的建设重点。

　　《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生态游憩空间和休闲绿道建设重点。

　　随着《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接近尾声，很多“绿色基建”成效斐然，但生态文化培育却没有跟上脚步。

　　《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生态文化场所建设重点。

　　首先是生态文化科普教育基础设施的不足。一是场地问题。从《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生态文化场所建设重点来看，特色场馆建设的规格较高，更加适用于大型森林公园，对于较小的社区公园，例如虹口的和平公园，则很难实现。

　　二是标识设施问题。专注于做生态解说系统的“新生态工作室”创始人之一刘懿向研究员表达，其制作的生态标识设施，虽然可以互动，但基本是静态展板，不像一些数字艺术显示屏那样“声光电”齐下，人们很容易忽略掉。

　　其次是城市居民对“动物的城市化”缺乏应对措施和意识。随着“森林城市”“公园里建城市”的进行，城市的生态系统优化，本土生境和物种多样性提升，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的多样性也在提升，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进入到城市。

　　野生动物不会遵守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按照公园划定的红线移动。一旦“越界”，很容易从城市生态的颜面担当变成管理困扰。南京的野猪上海松江的貉都因此上过热搜。

　　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市民对野生动物缺乏科学认知，特别是哺乳动物的普遍认知，依然处于“宠物化”的阶段，往往认为投喂是善举，动物保护“理当双标”（主要指流浪猫狗）。而在科普解说系统中，野生动物和物种标识比例也远远低于关于农业、中药、芳香植物的解说牌。

　　《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对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提出了“森林城市优化发展区”的要求，特别提出“加强生态科普教育基地等生态服务设施建设”。对上海、杭州、深圳等在“公园里建城市”颇有经验的城市而言，如何让人尊重和重视身边或因常见、或因“丑”“不洋气”而被忽视的本土物种（Native Spicies），自然教育系统还需如何进一步推广，需要更多探索。

　　更优质、科学的生态文化建设，是值得这些森林城市“优等生”深入探讨的方向。